所謂「平庸的惡」不過是個「莫須有」的概念。它原本就出自對於庭審材料的誤讀，而與此同時，還又悄悄背靠著阿倫特對於宗教「原罪感」的承襲，和她對於「反－反猶主義」的、出於某種隱秘心結（轉而替海德格爾辯護）的抵觸。正因為這樣，一旦再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衡量，那麼在有關「善噁心理」的「鍾形曲線」上，這也就把原本屬於多數人的「正態分佈」，和只原本屬於極少數人的罕見情況，給糊裡糊塗地、似是而非地強拉到一起了。——更不要說，一旦再被移譯到了中文世界，這種所謂「平庸邪惡」(the 「banality of evil」)的說法，又被人們誤譯成了所謂「平庸的惡」(the 「banality of vice」)，於是就更要被項庄舞劍地，或將錯就錯地，被借來批評原本遠非「邪惡」的「惡行」了。 不過，即使這就只是一個簡單的錯誤，事實的另一面卻是，如果沒有這個無遠弗屆的所謂「平庸的惡」，那麼，還真是說不清到現在她還會有哪本著作，包括那本最受肯定的《極權主義的起源》，會被人們這麼經常地提起、翻閱和爭論。由此可見，一個既很殘酷也很清晰的事實又是，恰是因為這個既很難接受又似是而非的概念，阿倫特的名字才保持住了它的使用頻率。——也就是說，一旦在薩德所謂「理論旅行」的意義上，總還會有不少中國的文化人朦朧認定，這個「不明覺厲」的「平庸的惡」，簡直就成了專門為中國人創造的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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